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已有两年,期间针对CBA职业化、校园篮球与基层青训等方面进行改革,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篮球的未来。在不久前的采访中,姚明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,相比挖掘一个拥有即战力的精英球员,让更多人热爱篮球这项运动,才是更简单、更值得的事。“靠后天刻苦才能有所收获”环球时报: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,您高举国旗手牵汶川地震小英雄的画面成为国人经典回忆,您当时是什么心情?姚明: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,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是贯穿毕生的珍贵经历。
我不太想用一些主观强烈的词语去渲染那种感受,在那样一个庄严神圣的时刻,我最刻骨铭心的想法就是:千万不要失误,代表国家身擎国旗真是太重要了。环球时报:您是如何走上篮球道路的?成长道路上有哪些难忘的回忆?姚明:我从小接受体育熏陶,成长在体育大院里,街坊邻居都是体育工作者。在这样一个崇尚体育精神的氛围中,我自然而然对都曾是篮球运动员的父母产生崇拜之情,并以他们为荣,立志长大后像他们一样在体育赛场上寻找人生价值——这就是我的体育启蒙。我生长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,成长环境还是不错的。
我没有必要牵强地说“我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”。但有一次我在参加小学运动会的时候,打篮球投出两个“三不沾”(指不沾板、不沾筐、不沾网),这带给我强烈的内心刺激,使我意识到很多东西不是靠基因遗传的,天赋之外,还要靠后天刻苦才能有所收获。“赛场上只需考虑篮球”环球时报:您曾前往美国打职业联赛,在您看来中外体育文化有什么区别?姚明:我去美国打职业比赛后,感受到了中外体育文化差异。
在国内打球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举国体制,很多优秀运动员是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,不管是30年前还是20年前,直到现在这种体制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种作用有很多积极意义,例如更容易发现好苗子,特别是像我这样有身高优势的,之后被投入巨大资源并快速成长。
在这种情况下,举国体制是一些运动员快速成长的阶梯。但在另一个角度上,这种体制也像一个温室,运动员出国参加职业比赛时,“温室成长”的弊端就会显现,这些运动员进入国外职业赛场就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走入社会。我经常想,篮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?现在来看,篮球运动员所需要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,即:团队精神、领导力、责任和担当。
这些无论在哪个国家,无论什么样的体制下都是需要被体现的,只不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方式不同。如果过于强调“我是中国培养的运动员”,而不单纯定位成篮球运动员,反而会降低在国外职业赛场上成功的可能性。只有在生活当中,我才会刻意去提及中国文化特点,而在赛场上,我尽力避免去想“我从哪里来”,只需要考虑篮球就可以了。
“扩大篮球人口底盘很重要”环球时报:您如何看中国篮球的未来?姚明:我从事篮球这么多年,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也在思考中国篮球的未来。篮球作为一个具体体育项目时,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竞技赢得比赛。所以,我们不管参加什么比赛都是以此为目标。
但是从宏观角度上来讲,又不能将赢球作为唯一目标,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篮球发展的土壤问题。中国有近14亿人口,但从来都不具备篮球人口优势。我们掌握的中国篮协注册的常备运动员,也就是经常进行训练的运动员人数是1.3万人,男女运动员都包含其中。
但日本有75万,美国篮协的数据是2300万,中国与之差距悬殊。所以,中国如何有效扩大篮球人口底盘,进而影响上层建设非常重要,但是扩大底盘则需要上层来做出决策。
我曾经碰到一位“小篮球”(12岁及以下青少年可报名参加的篮球比赛)教练,他培养出好几位球员,那些球员我都听说过,他们通常能在CBA打上轮转,但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国家队。那个教练在我面前显得很不好意思,认为自己没有培养出更优秀的运动员。
但是我并不这么想。我认为,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教练,一百个、两百个、甚至是一千个,如果每个教练都能培养出三四个能在CBA打轮转的球员,全国高水平篮球运动员就会越来越多,我们整个篮球水平的金字塔尖也会越来越高。
我想大家都会明白,寻找下一个超级篮球运动员与做基础底盘工作相比,哪一个更容易、更有价值?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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